巅峰对话是什么样子的？

　　6月18日下午2点，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在深圳与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的其中两位：《福布斯》著名撰稿人乔治·吉尔德、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进行了100分钟的交流。

　　对话中，三人着重就近期的“实体清单”一事表达了各自观点，乔治·吉尔德和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均认为，技术不应成为政治博弈的主角，社会发展需要开放协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美国现在正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甚至会让全球互联网世界面临瓦解，让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世界是协同发展的，不应该为了政治在某些领域进行错误抵制。

　　同时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还强调，“面对‘后起之秀’的挑战美国就进行打压，这是自杀式的毁灭行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仅半导体领域很多公司就早已没有了绝对的优势，比如苹果应用的一些CPU就是由台湾制造生产的。”

　　而面临当前的局势，任正非也承认，“华为在很早的时候便意识到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面临大的竞争，但没有想到此次美国打击我们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涉及面如此之广，不仅涉及零部件供应，还禁止我们参加很多国际组织，禁止和大学进行合作，不能使用任何和美国有关的东西，甚至不能和美国有网络连接。”

　　基于这样的局势，任正非承认，“未来几年，预计华为的营收将有总计300亿美元的下滑，但到2021年就会重新焕发新生，这段时间内，我们将重构网络架构，任何困难都不会阻挠华为的发展。”

　　以下是对话部分实录：

　　· 话题一：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是否是正确的？

　　乔治·吉尔德：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正在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用不正当的行为抵制华为的一些业务，可能会让全球网络不再拥有技术保障而陷入崩溃，也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而这些本不应发生。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我同意“美国正在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观点。我是摩托罗拉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是很多年的合作伙伴，在我的信念中，社会发展应该是信息、技术开放的，要从人的角度建立信任机制，以达到协作共赢，不应该为了政治在某些领域进行错误抵制。

　　任正非：社会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创造财富，使更多的人摆脱贫穷。很久以前，因为交通不发达、运输不便等问题形成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不应该出现在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应该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去发展。

　　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西方国家率先提出的，我们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手段去抵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共同找到方法、规则去调节、解决问题。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全人类努力的成果，科学家有了发现、政治家做正确引导、创业家积极创造才有了今天的生活。中国在40/50年前也很贫穷，有些人甚至都吃不饱，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

　　· 话题二：有些美国企业已经宣布不和华为合作了，华为现在是如何与美国企业打交道的？

　　任正非：过去30多年华为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上众多先进公司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些暂时不和我们合作的公司本身是非常好的，这不是他们的本心。

　　华为在很早的时候便意识到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面临大的竞争，但没有想到此次美国打击我们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涉及面如此之广，不仅涉及零部件供应，还禁止我们参加很多国际组织，禁止和大学进行合作，不能使用任何和美国有关的东西，甚至不能和美国有网络连接，但这些并不会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早有准备，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所以我们保护了“心脏”却忽视了其他。为此，华为公有云可能会慢慢转变为私有云，同时预计未来两年，我们的营收将总计下降300亿美元，今年和明年的营收都会维持在1000亿美元上下，但到2021年我们将重新焕发新生。

　　而这两年时间里，我们则重点进行版本切换、重塑网络架构等工作。等华为做完这些，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坚强，到时候美国公司一定会和我们合作，我们是打不死的。

　　· 话题三：针对“安全”问题，我们是否能很快建立全球适用性标准？

　　乔治·吉尔德：想让公司得到信任，就必须保证安全，这在全球物联网、区块链、VR、智慧城市等任何领域中都是一样的，这也应该成为华为未来的重点工作。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标准已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我们不一定非要有一套精准的标准，只要适用就行。最重要的是协同，大方向上不能对立，不然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 话题四：怎样看待华为与美国多个高等学府、实验室合作被叫停一事？

　　任正非：人类社会创造分为理论、工程、市场需求创造，中国在工程创造上能力较强，理论创造则相对较弱，所以在基础知识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多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确实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以华为为例的话，移动通信、光纤、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都不是华为发明的，但我们做到了最好，我们主要在工程创造上做出了贡献。

　　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创造，现在已经对国外超300所大学、900个科研机构提供相关支持，力图在理论创造上有所进步和贡献。

　　确实受当前局势影响，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出现了“萎缩”，但我们不会就此放弃。美国大学不和我们合作，还有很多其他大学和我们合作，其实美国也还有很多大学正在和我们合作，只是一两所大学有些变化。

　　我们提供资助，但并不会期望从这些合作中获得任何回报，科学成果永远属于大学和教授，华为甚至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学术论文的署名中。5G现在的呼声非常高，一些人甚至认为它的威力相当于原子弹。但实际5G始于十年前土耳其一位教授所著的一篇论文。因此，全球这么多大学总有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也总有一些卓越的人才愿意与我们合作，目光短浅是无法走向成功的。

　　我们希望美国政治家可以到我们公司来看看，可能在他们的想象中华为是一个茅草棚，里面的人还扎着大辫子。但了解了我们原始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后，应该就会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也是可信的。

　　可信任网络方面，华为将在未来5年内总计投入1000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网络架构重构，让它变得更简单、更快捷、更安全、更可信，至少要达到欧洲的GDPR的标准。

　　其实华为并不是只为赚钱，在非洲极端贫穷的地方，在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地方，在荒原上，都有华为人奋斗的身影，我们是在为人类理想奋斗。因为我们在理论创造上的贡献很少，所以希望通过服务弥补这一缺憾。

　　· 话题五：如何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安全？华为是否有“后门”？

　　任正非：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是两个问题。

　　网络安全保证的是全人类用网安全，涉及到65亿人、数亿家银行、数万万家庭。目前华为已经为30亿人口提供网络连接服务，在170个国家的应用中都是安全的。

　　信息安全方面，我们提供的是“管道”（网络）和“水龙头”（终端）服务，具体是流水还是流油那是运营商的事情。华为可以保证，我们100%没有后门，甚至可以签订没有后门的协议。

　　除此之外，安全与不安全是相对的，大气层的厚度是1000公里，信息云却远远不止，所以存在问题是必然的事情，但面对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就问题追究问题、就问题改正、就问题处罚，而不是随便未经审判的就对一家公司进行打击。

　　· 话题六：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如何看待当前华为面临的问题？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这就是丛林法则的体现。

　　美国发明了很多技术，但这些技术最终并不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比如液晶面板在日本等其他国家就发展的很好。通信技术也是一样，美国政府给予我们实验室的资助在20年前就停止了，而这一技术在欧洲、在中国华为却都发展的很好。

　　乔治·吉尔德：华为有大量的发明专利、人才，美国与世界脱节并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和其他国家合作，拥有很多开放的公司。现在美国受到了来自后起之秀的挑战，就采取打压手段，这其实是自杀式的毁灭，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不再处于绝对领先的时代。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苹果应用的一些CPU就是由台湾制造生产的，我们不再拥有绝对领先的优势，所以更需要开放合作。

　　任正非：这是市场经济的相互制衡，而不完全是丛林法则。美国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他们是上游，我们是下游，上游枯竭对于下游来说是灾难，下游市场跟不上，上游也会慢慢枯竭。

　　在市场经济相互制衡中，不可能出现一只狮子吃数万只兔子的情况，那样狮子就撑死了。我们有道德、宗教、反垄断法去制约这一切的发生，狮子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允许继续壮大。华为不会因领先就得意忘形，依旧会坚持共享原则。

　　· 话题七：华为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是否会出售一些业务以缓解公司的压力？

　　任正非：我们不会分离或出售任何业务，绝对不会因为业务失利将其出售，只会因为业务不属于核心范畴才会进行相关考虑与决定。

　　当然，我们会考虑缩小部分业务的规模，尽快将员工转移至核心业务部门，不会进行大规模裁员，这些正在进行中。

　　· 话题八：AI将成为人类社会未来最伟大的推动力

　　任正非：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大变化，AI会成为人类社会未来最伟大的推动力量。

　　随着人类社会、网络越来越复杂，有些确定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由AI去完成，即便有可能出现一些小错误。就如同我刚才所说，我们要允许出现一些小的失误，不要吹毛求疵，要对未来的技术创新保持宽容的心态，应该把AI看成人类能力的一种延伸。

　　毕竟人类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但是电子容量是无限的，不管人类的学习速度有多快，永远都比不上机器，而且人类生命是有限的。

　　我现在完全想象不出来社会未来的样子，就像我曾经也想不到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汽车一样，每逢假期就会出现严重的拥堵问题。而通过机器学习，人类社会终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终生学习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需要跨国家、跨领域的合作才能实现。

　　附乔治·吉尔德、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简介

　　乔治·吉尔德

　　乔治·吉尔德是当今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被称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90年代，他是新经济的鼓吹者。

　　同时，他还是《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等著名杂志的撰稿人，是集“作家、思想家、未来学家、技术预测家、产业分析家、经济学家”等无数头衔的一个产业博学家。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是MIT媒体实验室的主席和联合创办人，OLPC基金会主席，并且是媒体科技的Wiesner教授，自1966年起便一直在MIT任教。

　　他还是建筑机械集团的奠基人，负责多人-几界面接口的关键技术，所出本的《Being Digitai》已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他也是摩托罗拉董事会成员；多次参与信息与娱乐科技风险投资；WiReD的创办人之一。

（转自：CPS中安网）